提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具备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实践品格、初心使命及价值目标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论断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论断具备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对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实践品格：

从“执经达权”到“守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共产党注重汲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实践品格，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及推陈出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华文化强调“执经达权”。从孔子的“可与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到《春秋公羊传》的“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到汉儒董仲舒的“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再到明代学者高拱的“经也者，立本者也，犹之衡也；权也者，趋时者也。经以权为用，权非用于经无所用之者也”，均认为“经”或“道”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因此要“守正”；同时又认为在“执经”的基础上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进行“权变”，因此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这是“经”或“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权”或“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提出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执经达权”思想守正创新的必然结果；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贯彻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执经达权”思想所蕴含的实践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二、初心使命：

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对“人民至上”这一初心和使命的贯彻与落实，亦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民本思想最早的表述出现在《尚书·五子之歌》，其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此后，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更是直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汉初的贾谊在其《新书·大政上》中亦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深刻认识到，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一个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惟邦本”的思想，摒弃了传统思想中“君本”“官本”的理念，实现了“家天下”到“公天下”，“民”的工具价值向理性价值的转变，保证了个体的正当权利，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是我们党制胜的最大法宝。因此，我们党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这种“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其创立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实现自身解放及全人类的解放提供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和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根植人民之中，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的指导下，创新性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思想发展为富有时代性、科学性的“人民至上”的理念，可谓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始终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创造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的思想更是体现了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内在相通的群众史观及一致的人民立场。

三、价值目标：

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人类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机遇和风险相伴而生，挑战层出不穷，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的自觉与时代的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将其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理念，始终用行动践行着这一价值目标。今天，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胸怀天下的中国担当与中国精神，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念为思想基础的。

“大同”思想最先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其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这里，“大同”的特点是“天下为公”，其虽有原始社会的投影，但却是古代思想家对美好社会图景的描绘。到了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发他的“三世进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历史观，并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大同理想。在康有为看来，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上的民主共和、文化上的平等公正以及人民物质精神上的满足是实现大同社会的标志。但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历史观是通过托古改制来表达的，他认为这是孔子规定的历史进化模式，没有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客观规律，亦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脱离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因此，康有为的“天下大同”政治理想最终沦为了空想。之后，孙中山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及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低级阶段，旨在让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大事的权利，实现“天下为公”，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吸收。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亦未实现。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与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具体体现在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及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王道中，又体现在《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合境界中，还体现在《国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包容精神中。整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思想蕴含着和谐、公平、公正、平等的理念，其成为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思想资源与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弘扬和平、民主、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共赢共享。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信念引领着世界潮流，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全人类谋进步、全世界谋大同的价值目标推动着历史发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谐、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理想世界的不懈追求，这与马克思主义始终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及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结合”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价值目标的必备前提与必经过程，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思想蕴含的多元和谐、平等共生、公平公正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的中国化诠释，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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