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存 图发展 广东工学院复校往事

1979年，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决定广东矿冶学院迁回广州办学事宜，对于复校地址的安排，省委更加倾向于“选址办校”。1969年，广东工学院迁往韶关南华寺办学后，更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原来的校址除了留下一栋北苑的宿舍作为矿冶学院留守处和南苑的两栋学生宿舍（后拆除，建了现在的华信中心）以外，其他都已经给了省医药局、教学仪器厂等十余个单位用作日常办公。对此，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广东工学院回迁，并倾向于选取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建设校舍。可是，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去哪里落实那么大的地块？孙再昭找到华南农学院，希望对方提供300多亩地支持工学院建校舍，对方表示：农学院的实验用地跟工学院的实验室一样重要，很为难！

各方都有困难，局面一度出现了僵持。可是，学院必须继续招生，有学生，有课上，才能谈得上正常运转，也才有发展的基础。为解决这一涉及多方切身利益的复杂问题，省委书记林若亲自来学校调研。获知这一消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王岂生和学生会宣传部部长陈涛召集了300多位学生，大家情绪比较激动，纷纷表示希望跟林若书记见面，请林书记支持学校在原址继续办校的诉求。为了避免出现场面失控的情况，经协调，由学生们派出代表跟林若书记反映情况。林若书记表示非常理解年轻学生的想法，也会尽量给予支持。

1978年8月，国务院发文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国发【1978】166号文件），文件规定被占用的校舍必须退还学校。好事多磨，各单位对广东工学院的原址办学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学校陆续恢复了办学空间，也就是今天的东风路校区。

办校的地盘落实了，可当时广东工学院已经停止招生，学校运转走上正常轨道根本无从谈起。可是要招生，就要有教室上课，赶紧上马教学楼建设是摆在大家面前最急迫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学院“勒紧裤腰带”，完成了2号楼、5号楼的建设。

2号楼的建设相对顺利。2号楼总共投资85万元，这笔资金来源于1977-1979年，矿冶学院停止招生期间，与部队合作开办了大量的矿冶类技术员培训班。此时，生活困难，物资紧缺，有教职工提出来是否可以在这笔资金中挪出部分用于教师的生活补助，孙再昭坚决否定：“这些钱是用于建学校的，你们是要学校，还是要发了这些钱？”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的拒绝与坚持，折射出广工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

5号楼的建设则一波三折。一开始，学校关于建设5号楼的报告被有关部门否定，理由有二：一是5号楼选址在环市东路旁边，靠近马路，噪音太大影响上课；二是学院的建设方案是建设11层，还需要安装电梯，这在广东省其他高校没有先例。对此，孙再昭说：“建得高一点，也是无奈之举，校园身处闹市中心，寸土寸金，向外延伸已不可能，我们只能从高度上拓展空间。”

为了得到资金支持，孙再昭找到了当时的广东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开始了他的“数顾茅庐”之旅。前两次，由于经济紧张，各项事业都需要大量投入，时任省计划经济委员常务副主任的谢军否定了该项建设计划。第三次，孙再昭在谢军的办公室坐下，言辞恳切地告诉他：“我们的楼必须建，不然没法招生，学生来了都没地方上课，今天要是要不到钱，我就不能走。”谢军也很坚持：“你走不走是你的事，我要下班了。”孙再昭说：“那正好，你下班，我给你看门儿。”看到如此情况，谢军告诉孙再昭，三百万的投资太大，省计委也有自己的困难。边说边拉着孙再昭走出了办公室。当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孙再昭拉着一位姓张的司机，开着学校唯一一辆吉普，找到了谢军家里。时值盛夏，天气闷热，谢军开门时，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他看到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的孙再昭，一时无言。孙再昭有些开玩笑地说：“谢大人啊，我又来了啊，实在没有别的想法，我要为党和国家效力啊！”如此几个回合，谢军了解到学校的实际困难。最后，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拨款300万元，用于5号楼的建设。

1983年，5号楼破土动工，300万元基建款要逐年到位。工程进展到一半，基建处长为难地找到康昆焕，因为发不了工资，工人们打算停工解散了。康昆焕很清楚，一旦不能如期完工，学校第二年的正常招生还是会受到影响。他苦思良久，最后联系了自己的学生，时任广东省水产厅厅长的杨永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杨永汉答应从水产厅的后备金里借出40万元，时间为半年，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学校得知东方宾馆由于装修要出售三台旧电梯，立刻派人联系，花了3万元买下这三台二手电梯。1984年，拥有3台电梯，总层数为11层的5号楼巍然屹立在广东工学院校园，如今已成为艺术设计学院大楼。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它一直默默地见证广东工业大学的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