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的故事
1926年，康昆焕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地区泰和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十岁才启蒙，入读村里设在祠堂（教礼堂）的私塾。私塾的老师裕仕先生是个秀才未及第的儒生，他国文功底深厚，而且接受了一些新知识和新思想，给了年幼的康昆焕很好的影响。从师四年，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再到算数和珠算，他的知识基础日益完善，同时，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慢慢形成。年近90的康昆焕仍然记得某个遥远的冬日发生的那件事情。那天，学童们在教室里玩抛帽子游戏，玩兴一起，大家乱成一团，当先生回来上课时，发现有个同学的绒线帽找不到了，这顶在当时比较值钱的帽子让教室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后来康昆焕建议说：“会不会丢到祠堂悬梁的牌匾后面呢？”大家找来梯子，果然找到了绒线帽。谁知，帽子的主人却硬说是康昆焕故意丢上去好趁大家放学后能悄悄据为己有。面对这样的污蔑，年幼的康昆焕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他一反平时的老实沉默，据理力争，坚持请老师为自己澄清。经过老师的调查，抛帽子的同学承认了错误。事后，裕仕先生给他讲了一段古文，时隔将近80年后，康昆焕还能背诵其中重要的几句：“勿慕富与贵，勿忧贱与贫；自问道如何，贵贱安足云？闻毁无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如何，毁誉安足论？”这段话，不仅一直鼓舞康昆焕克服自卑思想，还教会他正确对待贵贱与荣辱，对他此后几十年的修身养性，处世为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照这段话，他常常反躬自问，讲的话是否有道理，做的事是否公允。在任何时候，都要求自己不争功，不诿过，坦坦荡荡做人，老老实实办事。
曲折求学百炼成钢
1942年，由于战乱影响，江西省政府迁往泰和县，那段时间泰和县集中了南昌中正大学、吉安师范、南昌二中等比较好的学校。康昆焕顺利从私塾插班到吉安师范附小，1942年顺利考取了南昌二中。初中毕业的康昆焕一门心思想继续读书，而贫寒的家境却无法承担他求学的费用。他四处争取继续读书的机会，最终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入读不需要学费和伙食费的吉安师范高师部。康昆焕对古典文学和国文写作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在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国文老师王克武的悉心指点下，他的写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期间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共有六本作文集，其中，《凄风冷雨话灾民》讲述了寒冬的雨天里，吉安的习溪桥上挨饿受冻的悲惨情形；《谈国大选举》记录了当时国民党大会选举的情况和他对此的看法。学校离家有60里，每次往返，康昆焕都是挑着行李步行一天到达学校。学校当时分给每个学生一块小小的实验用地，鼓励学生们做动植物实验，勤快的康昆焕种上了油麦菜、空心菜等产量较高的蔬菜，收获的时节就卖给食堂，卖菜的钱除了买书，还略有剩余，到了毕业的时候，他用积攒的这一笔钱做了一身灰色的卡其布中山装。
1948年，22岁的康昆焕在吉安师范毕业了，按照泰和县教育局的安排，他被分配到泰和县甘竹小学教授语文，同时担任教导主任。在这期间，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一个人，此人名叫龙光，毕业于南昌中正大学，是泰和县建设科科长，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泰和县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龙光经常到甘竹小学走动，康昆焕去上课的时候，他仔细阅读了他的六本作文集，《凄风冷雨话灾民》、《谈国大选举》、《夜寒》等文章由于包含了进步思想受到了他的关注，实际上，这也是龙光对康昆焕进行的最初的考察。1949年初，正值解放前夕，临近泰和县的万安县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龙光交给了康昆焕一项重要任务，即掩护万安县地下党负责人“张华明”（化名，真名为肖原海）。康昆焕此时已经当上了甘竹小学的校长，他利用自己校长的身份，谎称“张华明”是新来的代课老师。1949年6月。由龙光介绍康昆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康昆焕带着“张华明”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与他一起开展了对当地反动武装的调研工作，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准备工作，还发展了5名党员。解放后，康昆焕被组织送往南昌八一大学，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吉安地区宣传部，在《井冈山日报》担任编辑、记者。
康昆焕入党后，龙光是单线领导人，1949年7月泰和县解放了，龙光把康昆焕介绍给了县公安局局长赵洪波同志，赵洪波给他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尽快搞清县大队长康憬把县里的武装隐藏在哪里，一是做通已经投诚的康步高（国民党某师长）工作，请他写信给警察局长曾铮（与康步高曾经是军校同学、好友），说服曾铮尽快投降，不要负隅顽抗。康昆焕圆满完成了任务。
艰难的办学之路
1958年，康昆焕调入武汉科学院，负责筹办湖北科技大学。1960年，在高校调整的统一背景下，中南局决定湖北科技大学迁来广州与广州工学院合并为中南科技学院，1962年改名为广东工学院，1970年至1980年，学校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康昆焕担任了矿冶学院办公室主任，学校迁往韶关南华寺办学。学校所在地十分偏僻，离最近的马坝镇都要步行十多公里，教职工们很难买到生活用品，同时，韶关离广州300多公里，如果要查询资料，教师们需要乘很长时间的火车回到广州。艰难的生活条件和教学科研环境使人心浮动，教师流失的现象日益严重，学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学校领导并没有放弃，而是提出了“求生存，图发展”的治校方针，想方设法改善教学条件，丰富招生形式，终于保全了学校。回忆当时的生活，康昆焕用了一个字——“难”。面对艰苦、动荡的条件，康昆焕也动过离开的念头，可想到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也保留着比较好的办学基础，他“不忍心，也不舍得”。当时学校已经停止了计划内的统一招生，为了“求生存”，就必须先招到学生，老师们“有课上”，学校才能运转下去。于是，学校迈开了“图生存”的步伐，一是与地方、部队、工矿企业合作，培养管理、技术类人员；二是派遣老师们进驻到工厂、企业进行实际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指导。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也为后期的迁回广州办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针对生活上的困难，学校鼓励老师们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同时，总务处克服困难，安排人手每周回到广州采购一卡车腊肉、咸鱼、面条等食品，以成本价格卖给教职工，并供应食堂的学生膳食。基本的教学秩序稳定了，生活条件有保障了，人心才稳定下来。作为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省属高校，偏远的山区的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灵等问题，给招生和科研工作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进一步“图发展”，学校领导一次次往返于韶关和广州，积极跟上级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支持。1982年，广东工学院从韶关迁回广州市，更加顺畅地开始了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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